2025年12月19日，山東省正式印發《山東省生產經營性火災事故調查處理辦法》（以下簡稱《辦法》），對火災事故調查機制進行了重要調整。新規的核心在于首次明確定義了“生產經營性火災事故”，并據此重構了調查處理的組織體系與工作流程。
《辦法》明確規定：“本辦法所稱生產經營性火災事故，是指生產經營單位在生產經營活動中發生火災，造成人身傷亡或者直接經濟損失的生產安全事故。” 這一定義為后續所有調查權限的劃分提供了基礎。
《辦法》確立了由政府組織、應急管理部門牽頭的事故調查體系，具體規定如下：
一般生產經營性火災事故的調查處理，由縣（市、區）人民政府組織、縣（市、區）應急管理局牽頭。
較大生產經營性火災事故的調查處理，由設區的市人民政府組織、設區的市應急管理局牽頭。
重大生產經營性火災事故的調查處理，由省人民政府組織、省應急管理廳牽頭。
特別重大生產經營性火災事故的調查處理，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執行。
《辦法》第七條規定，“消防救援機構應當根據火災現場勘驗、調查詢問和有關檢驗、鑒定意見等調查情況，查清起火時間、起火部位、起火點以及有證據能夠排除和不能排除的起火原因等事項，及時作出起火原因的認定，按規定制作火災事故認定書，作為處理火災事故的證據。”
《辦法》對直接經濟損失難以第一時間判斷的事故，設置了詳細的先行調查程序：
對未造成人員傷亡且過火面積500平方米以下的生產經營性火災事故，由縣（市、區）消防救援機構先行開展調查認定直接經濟損失。若認定損失在100萬元以下，按相關規定執行；若在100萬元以上，則通報應急管理部門提請政府組織調查。
對未造成人員傷亡且過火面積500平方米以上的生產經營性火災事故，由縣（市、區）人民政府先行組織事故調查認定直接經濟損失。并根據認定結果（100萬元以下、100萬元以上1000萬元以下、1000萬元以上）決定后續處理方式。
《辦法》第九條規定，“未造成人員傷亡且直接經濟損失在100萬元以下的一般生產經營性火災事故，按照《生產安全事故統計調查制度》的規定，暫不納入生產安全事故統計。消防救援機構依法開展火災事故調查，制作火災事故認定書。” 但同時規定，對可能遲報、漏報、謊報、瞞報，或者特別復雜，或者社會影響特別重大的事故，政府應組織調查或提級調查。
“生產經營性火災事故”這一概念的法律依據引發質疑。該概念是否具有充分的法律基礎，其法律效力是否高于《消防法》，成為首要爭議點。
概念邊界模糊也是焦點。按文件邏輯，有物業服務的住宅（物業存在經營行為）、生產經營活動中發生的森林火災，是否應納入“生產經營性火災事故”范疇？若凡與經濟活動相關即屬生產經營，則可衍生出“生產經營性交通事故”等諸多概念，這可能模糊社會分工、增加管理復雜度。
《消防法》明確規定火災原因調查由消防救援機構負責，這里的“火災原因”當然指一切火災的火災原因。但新規僅要求消防救援機構作出起火原因認定，而非全面的“火災原因調查”。“起火原因”與“火災原因”是否等同？文件是否有權改變《消防法》的本意，成為關鍵法律疑問。
新規規定消防救援機構僅能對未造成人員傷亡且過火面積500平方米以下且直接經濟損失在100萬元以下的一般生產經營性火災事故展開獨立調查，當有人員傷亡時，必須由政府組織且由應急管理部門牽頭調查。這與國務院《消防安全責任制實施辦法》是否存在矛盾，也需要厘清。
文件要求“事故調查組成員應當具備事故調查所需要的知識和專長”，但未明確具體標準。未系統學習火災調查專業知識的人，其“專長”如何認定？資格由誰判定？這些空白可能影響調查專業性。
火災勘查是國家特設布控專業。若無需專業背景即可參與火調，是否意味著該專業存在的必要性受到挑戰？專業性與綜合管理如何平衡，成為實操層面的難題。
傳統火災調查需查清起火原因、災害成因及起火誘因，但新規僅提及“起火原因認定”，可能導致調查不完整，影響責任追溯。
《消防法》賦予消防救援機構封閉火災現場的權限。在新機制下，封閉期間，政府牽頭的調查組成員能否進入現場？權限審批主體是否仍歸消防救援機構？這些操作層面的銜接問題亟待明確。
5.調查銜接的實操爭議與定性風險
調查工作的時序與權限沖突：如果承認處理火災必須以查明原因為前提，承認消防救援機構是調查火災原因和唯一合法機構，那么火災撲滅后，在消防救援機構尚未查明原因前，由政府牽頭、其他部門人員組成的調查組應何時介入？介入后開展何種工作？這在實際操作中可能產生職責重疊或工作沖突，影響調查效率與現場保護。
火災性質的提前定性風險：根據消防火災調查理論，火災性質應分為事故、案件和意外事件。新規直接使用“生產經營性火災事故”一詞，相當于在調查啟動前就已將事件定性為“事故”。這種預設性定性是否科學？如果后續調查證據表明該火災是刑事案件或意外事件，最初的定性是否會誤導調查方向或帶來糾偏成本，成為一個潛在的執法風險。
這份文件的核心變化，本質是生產經營性火災調查主導權的轉移：
從“消防救援機構專業主導”，轉向“政府統籌、應急管理部門牽頭”的綜合調查模式；消防救援機構的職責從“全面調查火災原因”，縮減為“基礎性起火原因認定+小范圍事故獨立調查”；以“100萬元直接經濟損失”“500平方米過火面積”為硬性分界，劃分調查主體與統計范圍。
山東的這一探索，是火災治理的精準化創新，還是對現有法律與專業體系的突破？爭議焦點的背后，是對火災調查“合法性、專業性、完整性”的深層考量，其影響可能超越山東地域，引發全國火災調查體系的思考與討論。
